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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债转股项目的实施对商业银行的短期利润和资本消耗会产生一定压力，也将影响其参与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指出，要运用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积极为市场化债转股获取稳定的中长期低成本资金提供支持。完善各类社会资金特别是股权性资金参与降杠杆和市场化债转股的引导机制。

三是监管政策应公开透明。迪瓦特旁（Dewatripont）和梯若尔（Tirole）等人的研究，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金融监管，指出由于监管者容易受政治力量的影响，或被监管俘获而偏离公共利益的目标，因此监管的自由裁量权应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相匹配：对独立性较强、能将公共利益内化为自身目标的监管者，可以被赋予更多的相机监管的权力；而对于独立性较弱、受政治压力及利益集团影响较大的监管者，则应当采取基于规则的监管制度，降低相机决策，增加政策透明度，这也是《巴塞尔协议》等国际监管规则的理论基础。通过透明的监管规则实现激励相容，在金融监管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具体体现。比如巴杰特法则明确要求最后贷款人的流动性支持必须以合格的抵押品和惩罚性利率为前提；微观审慎监管通过明确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金融机构风险总量（总资产）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有资本）相匹配；宏观审慎监管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施加更高的监管要求，要求订立“生前遗嘱”，基于“大而不能倒”的隐性保护而提高监管约束。

另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介绍的行动细节显示，伊朗革命卫队动用火炮、无人机和战术导弹，对这股敌对武装盘踞的一处山谷进行围攻。视频显示，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在空中向敌对武装藏身的建筑物进行精确定位，随后发起突然袭击，在未被对手察觉的情况，瞬间将目标消灭。同时，伊朗军方还使用大口径火炮猛轰敌方据点，以遮断其撤退之路。

二是居民部门杠杆。我国居民部门杠杆上升较快，且可能存在低估。2017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为 55.1%，比上年高 4 个百分点。考虑到居民普遍存在通过借贷筹集首付的行为，且通过互联网金融，如蚂蚁“借呗”、腾讯“微粒贷”、京东“金条”等产品的借贷未计入居民负债，我国居民杠杆率可能更高。

但议员们极有可能像不久前所做的那样，反对再次向沙特出售任何武器。通常说来，如果国会在国务院发出通告后90天内不表示反对，出售武器便不受阻碍。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二号人物鲍勃·梅嫩德斯认为，政府“以无法解释的法律条款”为由要求指向明确的出口武器、不顾国会的意见并提到“伊朗多年行为不轨，却没有明确解释当前迫在眉睫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说，与世卫组织背道而驰发布旅行禁令，只是美国政府的过激反应，那么美国部分政客在中国抗击疫情期间发表的不友善言论，则令众多美国民众感到愤怒。当地时间1月29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竟然公开表示，疫情有助于将更多工作带回美国。